高考作文热点素材:“光明观察”2015年5月号第4辑

河南安阳准毕业生孙梦涛,大学四年狂揽65个证书,连续两年综合成绩全专业年级第一,创办过志愿者服务队,当过大企业董事长助理,开过传媒工作室,可如今凭借着这么多的优势,却找不到一份称心工作。要毕业了,他却又面临一份考卷:是能力重要还是学历重要?(5月10日《东方今报》)

“大学生4年拿65个证书,投50份简历未获面试通知”。这样的新闻标题与数字映衬出的对比,确实惹人眼球。在“重学历,轻能力”的用人倾向屡屡受到诟病的今天,仅从标题看,孙梦涛的遭遇无疑又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注脚。但客观而言,只要通读新闻,了解到这位大学生的遭遇后,相较于同情,恐怕更多的应该是疑问。65个证书,连续两年综合成绩全专业第一,且并非通俗意义上的“刷证族”:创办过志愿者服务队,当过大企业董事长助理,开过传媒工作室。可谓专业、实践两不误。这样的学生相信即便在重点大学也并不多见。所以疑问来了,真的优秀至此,为何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

报道中,只用了“从今年3月份至今,他投的简历有50余份,却没有收到过一回面试通知”来形容其找工作的失败。但对于找什么工作,他对工作有着怎样的要求,报道却语焉不详。如此将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单方面归咎于用人单位“不重能力”,已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事实上,较之于争论是能力重要还是学历重要,这个故事中的两个细节或倒是能让人看出一些端倪。一是“孙梦涛望着这些证书,有说不出的成就感,他觉得证书能证明他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孙梦涛觉得这些证书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是一种自信。但若将证书完全等同于自己找工作时的一种能力凭证,那么未免存在一种误判。

去年有媒体在一篇“证考得越多,越好找工作?”的报道中就指出,近年来,不少在校大学生热衷于考取各种资格证书。在一些人看来,这能让他们在找工作时有更多“砝码”。然而,有关人士指出,由于考试太多、证书太滥的问题突出,有的年轻人“手上拿着一大把证,可就是找不到工作”。孙梦涛或正是有关人士所指的“有的年轻人”。那么为何用人单位反倒对于证书太多的应聘者“不感冒”?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不少招聘者已经注意到证书泛滥之下所可能存在的“能力泡沫”,故而会刻意去规避那些“考证族”而更看重实际的用人需求。这应是证书泛滥现象所激发的反向作用。

第二个细节是,找工作遇阻时,孙梦涛并未过多从自身找原因,而是从一位学长那得到启示:学历远远比证书要重要。即便说这一结论在学长的身上得到了应验,但孙梦涛找工作的失败就一定源自于此吗?这样的因果论至是少值得怀疑的。譬如此前有媒体报道,从2009年到2011年,硕士生的就业率已经连续三年低于本科生。我还注意到的是,孙梦涛在毕业之前就成为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助理”,但后来“他意识到学习的重要,便辞去董事长助理工作,回到校园内复习考研”。这种转变是否也是源自学长的“经验”?而孙梦涛先后经历了董事长助理、考研、创业、找工作等系列的转变,这种“不够专一”是否也构成用人单位对其的不佳印象?

不可否认,当下社会的招聘中确有着某种程度上的重学历倾向,但对于个人而言,不管外部条件如何,成功就业只能更多从自身上找原因。一味将原因推给大环境或是跟着他人的“经验”跑,诸如信奉“学历远远比证书要重要”至少是不靠谱的,何况证书并不一定等于能力。因此,还请理性看待这则毕业季的就业报道,它应该让更多的人去理性看待“证书”的价值,看待能力与学历的辩证关系。而不是以“65个证书仍找不到工作”去论证“能力与学历”倒挂的严重性,如此只能形成更多的误导。(朱昌俊)

有这样一群母亲,在今天这个属于她们的节日里,不,在几乎所有的节日里,都得不到来自孩子只言片语的祝愿。与其说她们活在当下,倒不如说她们活在愈加虚无也愈加痛苦的旧日记忆中。她们是“失独”妈妈。她们前半生的天伦之乐和后半生的幸福晚年,随着子女的死亡,通通消失不见。(5月10日《新京报》)

对“失独”母亲来讲,过任何一个节日都可能是一种煎熬。这种煎熬不但体现在对故去孩子的无尽思念中,更体现在对自己往后生活的茫然无措感里。然而,比这更痛苦的是,当整个社会都在类似的节日里掀起某股庆祝热潮时,她们却只能在凄苦的自我空间中接受着被忽视和被冷落的现实,这既失去了孩子的祝福又得不到社会关爱的双重窘境,不但不能让她们体会到来自节日的半点快乐,反倒给她们增添了无数的哀伤。

资料显示,我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且每年还在以7.6万的速度增长。而这庞大数字的背后,既是“失独”家庭渴望被关注的沉重现实,更昭示着相关部门未来一段时间在这个领域应该努力的方向。因此,在母亲节这天,当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向母亲表达自己爱意的同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更应该以负责的姿态去向这群特殊的群体表达自己的关爱,并发自肺腑的向她们说一句节日快乐。因为她们也是母亲,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在他们的孩子“离开”之后,给予她们必要的关心与关爱,这既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那么,究竟该对她们施以怎样的关心呢?在我看来,物质上的必要救助肯定是不可缺少的这一环,但仅有这样的救助却远远不够,因为较之于失去孩子可能带来的物质贫乏,“失独”家庭最难以释怀的仍旧是来自于精神上的伤害。而这样的伤害却恰恰最为隐蔽,持续时间也最长。因此,如何减少精神上的创伤带给他们的摧残,便成了当下社会最该解决的问题。

相关部门首先应该做的便是,对这些“失独”者们进行必要的心理评估。这项工作做起来可能非常困难,也肯定会遭到“失独”者们的强烈反对,但要知道的是,只有建立在对症下药上的关心才可能在现实层面收到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如果缺乏这一步,那么,再多的关心也只可能在表面起到延缓伤痛的作用,却不能在实质里对问题的解决起到绝对的帮助。

除此之外,也应该发挥社区的积极作用。因为对于这个大环境而言,社区是“失独”者们每天都需要面对的“小天地”。那么,社区便不妨以自己的特殊优势,或通过建立社区聊天室来排遣他们的忧伤,或组建志愿者团队,对“失独”家庭定期探访,或通过形式多样的社区活动让他们在这样的互动中找到生活的积极意义。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组建“失独”家庭同盟来让“失独”者们在相互的倾诉与倾听中,找到生活前进的真正动力。

因为只有这样,“失独”家庭受到的伤害才可能在我们的关心下慢慢降低,而那些终日活在阴影和痛苦中的母亲才可能在这样的关注中走向阳光。这样的行动,或许才是给母亲们最好的节日礼物吧。

最近,汉中市汉台区铺镇一些店面和单位有些头疼:因为镇政府下文件向他们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费”。铺镇镇政府坦称收费文件没有物价部门的核批。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范钦说,此事中,镇政府收费并没经过物价部门审核,收费不合法。目前,铺镇镇政府已收回收费文件,叫停此次收费行为。(5月10日《华商报》)

没有物价部门的审核,自行发文核定收费标准收费,这样的现象在现实中并不少见,并成为“乱飞”一种具体体现。当然,后续的处理方式也如出一辙,先是因为涉嫌乱收费而引发舆论关注,然后又以收回或者叫停文件作为终止,循环一圈之后似乎无任何事情发生一样。比如几年前,贵州铜仁市德江县为让干部职工了解扶阳古城文化、宣传扶阳古城,发文要求全县干部职工到扶阳古城旅游,每人收费150元,该费用由各单位用福利待遇等方式支出,结果反响强烈之下以文件停用作结,然其造成的影响至今都没有消除。

类似的“收费文件”有多少件,目前没有具体而权威数据,不过通过一些零星的信息,还是可以以管窥豹。近年来,各地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多轮清理,每次都能废止大量的违法违规的,并以此遏制各种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行为。然而每次清理之后,类似的行为又再次发生,从而陷入了“清理——膨胀——再清理”的恶性循环。

究其原因,皆在于权力之手乱伸,而制度层面对此又缺乏约束。按照《立法法》或者《行政诉讼法》的要求,的产生必须依据于法律法规,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制原则。然而在人治思维和权力滥用之下,这一底线没有得到坚守,也因为缺乏敬畏而被轻易突破。诸如乱收费等“三乱现象”,国家曾多次发文禁止,并开展了数次专项整治行动,然而依然有“发文收费”的明目张胆,一些地方和部门总习惯于使用“”来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等,一方面折射乱作为现象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则又暴露出约束机制的孱弱无力。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必须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既要对违法乱收费的行为给予纠正,又要对签发文件的责任人,给予问责追究。若是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只有禁项要求而无问责条款,既无以真正形成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也不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建设法治社会实现依法治国,治理“乱发文件”可作为检验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不合法的“”一直任性存在,跟约束机制缺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便新《行政诉法》实施后,法院可以直接判决认定“”是合法还是不合法,被视为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然而,对于违法被被审查之后,是否承担责任,谁来承担责任,却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导致这种司法层面的胜利,还不足以形成对权力本身的威慑,限权的效果就会因之而打折。从这一点来说,在认定违法之后,应尽快建立追责机制,“谁签发谁担责”的责任归属问题,也应当升到法制的层面,并由此为实现法治而打下坚实的基础。

有人统计过,中国人一生要办103个证。出生证明、就学证明、工作证明、死亡证明……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一位公民被有关部门要求开具一张“证明你妈是你妈”的证明。而在泉州市区的黄阿婆,也遭遇了类似的奇葩事——证明自己还活着。(5月10日东南网)

如同那只蝴蝶在巴西轻声振翅,在一个月后逾越千山万水到达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一个月前最先在一篇评论中得以提及的“证明我妈是我妈”,在一个月后,成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话题。庙堂之上的一番言说,将“证明我妈是我妈”推置于舆论风暴口,也由此击中无数人内心难以言说的“块垒”。在持续发酵的证明热中,从“证明我妈是我妈”到“证明我是我”,从“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到“证明还活着”,轮番着给“奇葩证明”涂抹怪诞的脂粉。

溯源“证明”之最初,因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难以流动的人身依附,一纸证明成为大多数时候唯一可以仰仗的“通行证”。如今,虽已作别那个无证不换的计划年代,但我们所身处的仍是一个建立在信息不对称上的陌生人社会,这也决定了在社会的公共管理中,必须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以破解信息壁垒所带来的管理障碍。于此而言,纵是对“证明我妈是我妈”、“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有所唏嘘,但是仍需进行情绪上的脱敏,客观正视证明的合理存在——开证明,所指向的乃是便民的公共服务。

于此而言,证明是没有原罪的,真正让人情绪不淡定的是,这种看上去颇有哲理意味的“我妈是我妈”、“我是我”式证明,所指向的乃是公共服务中的刻板与冷傲,在所谓“规则”的悍然中,让办事者“折腾来折腾去”。而能折腾的远不止这些看上去怪诞的“证明”,从出生开始便“不是在,就是在的路上”,但是,这中间有多少是属于瞎折腾的“证明”呢?

所谓人在“证”途,本身便是奇葩的存在,而再去仔细打量这苍茫的“证”途之上,又有多少是陷入了那相互核实、相互推诿的“死循环”呢?部门间牛气冲天,爱理不理,任由办事者如无头苍蝇煎熬不已,稍有追问,便抛出“规则就是这样的”,堵得来者无话可说。如此种种,正是公共管理中过于冷漠的“平庸之恶”,成为民众心头不可承受之重。

这些“平庸之恶”之所以能奇葩地存在,既因于计划时代管理惯性,也有权力边界不清使然,而另一个更值得警惕的原因乃是丛林法则的坚硬存在。丛林法则本是存在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所推崇的是物竞天择和弱肉强食的,换言之,在这种态势下,规则式微、暗流涌动。于是,我们惊讶地发现,一边是“证明我妈是我妈”的不容辩说,另一边却是“交60元给旅行社便轻松搞定”;一边是人在“证”途的困顿不堪,另一边则是“人在朝中好办事”;一边是相互核实、相互推诿下的“死循环”,另一边则是领导干预下的“特事特办”。权力恋栈下对利益和权欲的醉心,促就权力人格化下的工具化,制度和规则的正当性,成为以权谋私的合法伤害工具。如此,当公共责任倒置,奇葩证明顺势而生。

歌手李荣浩在《模特》中这样唱道,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趁着我会喜怒你会哀乐,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身在“奇葩证明”的现实之中,无论你是冷漠地接受,或是焦急地等待,没有人可以幸免地逃遁其外,只能成为那个“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模特”。而这种尴尬的改变,既需要通过明晰权力清单和简政放权实现权力格局的重建,让“把为人民谋发展增福祉作为最大责任”成为权力逻辑出发点;也需要通过增强公民话语权和廓清规则实现社会秩序的重建,实现社会最大的公平和正义。

最近,一则微信引起了大家的忧虑—“上海自然博物馆海星被摸死!巨蜥的脚趾也被摸断了!”帖中,一名网友和朋友的聊天记录称,自己去自博馆做志愿者,看到海水触摸池的海星被人摸得快要死掉了。这名网友表示,还有人违规把海星取出水面来拍照。(5月10日人民网)

海星被“摸死”了,巨蜥的脚趾也被摸断了,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发生这样的事情,的确不是公众希望看到的景象。对于这样的事情,一上来很多人便在发问:游客的素质去哪儿了?与此同时,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再次被拉来暴晒,如大闹飞机、到此一游、大声喧哗等等。不可否认,的确有一些游客的行为是不文明的,但就“海星之死”而言,游客的不文明,显然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问题所在。

去过国外或港澳台等地区的人都知道,在海水触摸池和淡水触摸池这样的地方,往往会有专业的人员进行指导,如摸前需洗手、摸的时候要轻一点、不要提起来等等,可以说,专业人士会全程指导你,以便你的行为不会对被触摸的物种造成伤害。但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虽然有志愿者,但提起海星拍照等行为还是存在,这固然有游客素质不高的原因,但同时也说明,博物馆在管理方面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

或许有人会说,人那么多,志愿者忙不过来,这其实并非挡箭牌。众所周知,既然海水触摸池和淡水触摸池已经存在的,且已经允许对外开放了,那么人员的配备怎能没跟上呢?参观的人数为何没有限定呢?可以说,上海这自然博物馆出现的问题,除却游客素质之外,还有硬件上去了软件没跟上的问题。可以说,无论是志愿者人手不够还是志愿者素质不过硬,都是这自然博物馆在管理上的无序与失范的一种体现。毕竟,没有准备好就开放,难掩这背后的牟利冲动。

而除此之外,针对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国家旅游局已经发行黑名单制度,最高保留期限为10年。对于海星被游客摸死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工作人员没有尽到必要的告知义务,告诉游客最起码的保护海星的安全常识,那对这样的游客,可以网开一面,但如果是游客对劝说如耳边风,甚至是劝不住,那么对这样的游客,也应可以纳入黑名单。毕竟,当道德无法给予这些人员以约束时,法律是最后的挡箭牌了。

简而言之,“海星之死”不能简单归罪于游客素质,毕竟在这背后,有着太多的乱象与无序。自然,游客素质的确是需要提高的,但博物馆的管理方面,也有极大改进的空间,至于法律的刚性,更是必须发挥的。可以说,只有这多项并举,“海星被摸死”的尴尬才不会再度上演。

昨日,一则《23岁女儿微博举报爸爸高速上开车打电话》的报道,引来社会对文明行车的大讨论,大家纷纷为“中国好闺女”点赞,但也有少数质疑的声音:“闺女,你难道是为100元奖金举报亲爹?”目前,湖北省高警总队证实,小陈已经拒绝了警方提供的100元奖金。呼吁全社会从正面理解这位有孝心的女儿,“能举报父亲岂是为了奖励?”(5月10日《长江日报》)

孔子曾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汉代建立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允许亲属之间隐匿犯罪。我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可见,从古至今,人们都认为,人有权为至亲隐瞒劣迹。因此,对于“女儿举报爸爸高速开车打电话”的行为,许多人表示了不理解,甚至有人拿文革中发生的亲属互相举报现象说事,认为女儿举报父亲是“人性之恶”。

显然,在此事件中,我们不能只看到举报这一形式,更要看到举报的动机与结果。文革时期发生了不少关于告密与举报的悲剧,比如,近年来一直通过媒体表达忏悔的张红兵,曾于文革中举报母亲致其被枪决。那时人们的检举行为,目的是为了自保,通过举报他人显示自己的清白,造成了一些极端恶果,是人性自私的体现。女儿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则不同,其出发点是为了家人安全与公共安全,带来的结果是父亲从此对开车打电话问题引起了重视,杜绝了其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可见,女儿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不是“人性之恶”,而是“亲情之善”,“中国好闺女”的称号实至名归。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爱家人,不是对其错误熟视无睹,而是及时为其纠偏,避免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家人没能负起“及时提醒”的责任,导致一些人在违反犯罪的深渊中越陷越深。比如,一些贪官糖衣炮弹时,身边如果能有一个廉内助或好闺女给予告诫,无疑就能起到一定的“防腐”效果;反之,如果作为家人,对贪腐行为一言不发,甚至帮着受贿,就是把至亲往火坑里推。

也许正是出于对舆论非议的回应,也许只是为了向父亲表面心迹,“中国好闺女”最终选择了拒领奖金。其实,即使“中国好闺女”领了奖金,也无损其行为的正义性。同时,“中国好闺女”也通过自己的行为,为交通违法举报做了一个广告,有利于鼓励人们的监督热情,敦促驾驶员在道路上守法开车。在此背景下,实在不应再对“中国好闺女”进行恶意揣测了。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政府网站都是正儿八经的动态消息。近日,南都记者发现,一些市政府的官网上也有商业广告,有民营医院广告、购物中心、卖手机、银行广告等。而早在2012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就下发了广东省政府网站管理办法明确要求,政府网站不得从事商业活动。有的市在政府官网还放了酒店360度总统套房的全景图。不过在记者采访后其表示立即撤下。(5月11日《南方都市报》)

本应严肃、正板的政府官网上,竟然出现了商业味极为浓厚的广告,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在商业化运作大潮中,为什么政府官网就不能出现广告呢?首先,政府官网因其公共性,就必然与商业性有所排斥。出现了商业性广告,将直接有损政府官网的权威性,是对政府公共性的过度消费。于此而言,无论是广告费还是赞助费,商业广告都不应出现在官网中。

其次,政府官网出现了商业广告,很容易造成对消费者的误导。这当然也是与政府官网的公共性有关,商业广告上了政府官网,很容易给消费者造成产品得到官方认可的错觉,进而影响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即便是所谓的“为游客服务”,这依然会造成消费信息上的障碍,再者说,这即便不收费,谁又能保证这背后不存在资源垄断下的权力寻租呢?正因为此,针对政府官网的管理,官方也已经有明确的条文禁止“政府网站从事商业活动”。

无论是从情理考虑,还是根据现行的管理规定,政府官网都实在不应该出现商业广告,但是,为什么偏偏还会出现这么大面积的商业广告呢?要知道,政府官网出现商业广告,并非此次媒体调查发现的广东一地独有,在其他地方肯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面对媒体的调查追问,这些出现商业广告的政府官网方面,都普遍地给出了“缺钱”的说法。从媒体的调查情况来看,“缺钱”确实是这些官网运营者面临的具体难题,不仅在经营安排上卡得紧,在人员安排上也很“小气”,有些甚至还要求“经费自筹”,如此一来,确实形成了政府官网商业化的倒逼之势,不过,稍有审视,需要追问的是,这真的只是因为缺钱吗?

作为一项公共支出,其首要的目标便应是保证其正常运行,在信息化大潮下,政府信息化建设,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换句话说,作为承担信息公开职责的政府官网,应该有足够的财政投入。一个直接的疑问是,对政府官网如此“吝啬”的投入,到底是因为财政资金压力,还是不愿投入呢?事实上,从层出不穷的政府僵尸官网来看,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并未正视政府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根源又在于主政者的媒介素养不高。很多政府官网都是“因设而设”,并没有着眼于公共服务效能的提高,连正常的更新都不能做到,基本的投入更会被视作累赘。如此一来,“缺钱”的官网,只能朝“钱”走去,而失去了其本身的公共价值。

提高公权力的“媒介素养”,已经成为公共管理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主政者应充分认识到政府信息化建设对改善公共服务的正面价值,把政府官网打造成新服务窗口,让政府官网不再成为摆设,更不应陷入被商业所裹挟的工具化窠臼。(高亚洲)

11日,一条微信引爆了朋友圈,然后扩散到整个网络:湖南省汨罗市人民医院医生在手术室捡到一名60多岁的男患者的遗书,患者在遗书中叮嘱子女,如果手术意外导致死亡,必须索要不低于30万元赔偿,否则遗体绝不移出医院大门。患者甚至对赔偿款的分配做了详细的安排。(《重庆晨报》5月11日)

一边是医生的不遗余力,想着法儿救死扶伤,一边是患者作好了最坏打算,并谋划着如何“以死索赔”。一封意外掉落的遗书,把患者的这种防备心态暴露无疑,也让医生们倍感心惊肉跳。好在手术顺利一切都没有发生,但作为医患关系恶化的注脚,索赔遗书已成患者负面想像的鲜明标签。

医生或许感到有些寒心,也有些委屈,甚至可以将其作为“地位弱化”的证明,并由此放大“医者不易”的悲情。然而,任何现象都不会凭空无故的产生,索赔遗书的出现,不过是患者“最大恶意想像”,一方面其受着某种现实规则的影响和引导,才会如法炮制去效仿;另一方面则是没有了更好的救济通道和解决途径,于是便采取了“医闹求解”的办法。

众所周知,任何手术都可能存在风险,“小手术造成的死亡”在实务中并不鲜见,除了正常的误诊率,还有“医生手术中打手机”、“老汉做检查”等各种隐形成本,都足以增加手术的意外。“站着进去,躺着出来”的结果,并非全是“病重难医”,绝大多数还是医疗事故造成的意外事件。医疗逐利或许只是表象,患者在付出较高的成本之后,却无以获得安全保障,对粗制滥造的医疗水平的焦虑,才是索赔遗书产生的根本。

而事态的最终走向说明,化解“索赔遗书”式的医疗风险,杜绝医闹产生的各种隐患,最终还得“问诊求医”,以做好医疗服务,提升医疗水平和形象作为基础。很显然的是,医患之间在地位上极不平等,囿于医疗的专业属性以及医疗信息的不对称,在利益的博弈中,医方一方处于强势而患者处于弱势,再加上正常的维权通道不畅,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可信度受疑,侵权责任和意外伤害险没有发挥兜底作用,才使得“手术与遗书同在”。你可以说“患者的心变坏了”,可这样的“心病”又靠什么来治疗呢?

其实,医患关系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糟糕,遗书的产生或许只是负面影响下的效仿,或者并非出于真心。更何况,当事人有这样的想法与计划,一旦真的发生了医疗意故,出现了意外事件,其家人也未必就会采取“医闹”的办法。因而对于此事,“理性”与“理智”是最重要的情绪选项,也是解决类似问题的心理基础。因为医患关系的改善与优化,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参与和付出,也需要大家的共同呵护与尊守。否则如同“路怒症”一样,大家都患上了先入为主的怀疑症和恐惧症之后,不信任缺乏调解和缓和的基础,索赔遗书就会成为负面想像的催化剂,在把医患关系推向深渊之时,导致社会信任的加速崩溃。

“五一”假期,合肥市民胡女士去塞班岛度假。回到合肥,却被通信运营商告知手机欠费16989元,其中有16592元是上网费。客服告诉胡女士,塞班岛上网费是81.92元/兆。因胡女士在国外期间使用产生的话费和流量账单是由国外通讯运营商控制的,对于高额流量费的核实,还需进一步调查。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已有转机。胡女士表示,通信运营商已答应免除这些费用。(5月11日《安徽商报》)

天价上网费事件,就这么皆大欢喜了。上网是无疑的,流量是确凿的,但因为舆论压力,运营商当了回不大不小的冤大头。首先要恭喜胡女士,有惊无险,无须割肉;其次要安慰运营商,破财消灾,以绝物议。不过,更多人心生疑惑的是:这是否意味着,下次我们去塞班岛刷朋友圈,甭管玩出多大流量,只要媒体曝光跟得上,运营商也应该免单呢?

稀里糊涂就“免除这些费用”,究竟是几个意思呢?第一,如果你收费是合理的,提醒是到位的,欠债还钱,就应该是理直气壮的;第二,如果你收费的制度是有瑕疵的,程序是经不起拷问的,那么,要检讨的就不是这1.6万块钱而已。

在总理关切下,“提网速、降网费”的主题促销蔚然成风。网速怎么提,网费怎么降,信息不对称下,往往成了三大基础运营商自说自话的游戏。眼花缭乱的套餐计费方式、虚虚实实的“假宽带”传闻,于此背景下,天价上网费事件本来是个很好的契机:摊开来看看这天价究竟是怎么构成的,运营商究竟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消费者须尽到怎样的义务……真理越辩越明,是非越辩越清。遗憾的是,运营商大笔一挥,“免单”的结果反倒令人浮想联翩:究竟是收钱的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亦或是运营商屈服于舆论压力?

来自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净增超过2400万,规模近9亿,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数再创历史新高,总数达到8.58亿。此外,我国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295.1M,手机上网流量连续3月翻倍增长。“在4G移动电话用户快速增长的推动作用下,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继续爆发式增长。”市场很大,蛋糕很香,一旦规则阙如,谁为消费权益埋单?

稀里糊涂的收费状态不扭转,受害的就是千千万万的“胡女士”。当然,莫名其妙的免单,对于法治社会来说,算不上什么靠谱的福利。因为你不懂它为什么不收钱了,就像你一直不懂它为什么收钱一样。

中国某富豪组织该公司6000多人的超大规模赴法旅行团连日来震动了欧洲,经济正陷入困境的欧洲各国纷纷感慨中国公司“豪气惊世”。不过,这一“豪举”在国内却引发激烈争议,原因是这个名为天狮的公司是一家直销企业。在微博上,有网民称“霸道总裁有钱就任性”。网民“dolly可人”称,“这是没头脑,在国外搞这种聚众炫耀,只会让人家更讨厌中国人。这不是土豪,根本是土鳖得瑟。”(5月11日《环球时报》)

直销企业类似的“壮举”已经不是第一回,这一次的不同在于似乎6000多人的超大规模旅行团在法国受到的“欢迎”,远超在国内我们的想象。很多网友忧心忡忡,这样的炫耀,加上旅行团成员个体可能的不文明行为,将有损中国的形象。事实却不是这样:法国著名的旅行社AtoutFrance由总经理马代亲自出马,自去年开始就开始忙活此事,还派出员工在机场帮助快速通关、积极协调酒店、商场和官方资源;而老佛爷等巴黎的商业零售机构,早早开始了天狮超大旅行团的接待准备……

如果说,以上商业企业欢迎天狮超大旅行团是出于企业利益考虑,那么负责TGV运营的SNCF也破例组织加班,而众所周知,在法国铁路部门可从来不喜欢加班,甚至还时不时罢工;不仅如此,尼斯市副市长埃斯特罗西也接见了200人的天狮集团高级团队;法国外长、资深政治家法比尤斯专门在盖多塞外交部所在地会见天狮董事长李金元,并称“这对法国而言是十分有趣的,不论就文化、贸易或经济层面而言都是如此”。

从商界到政界,天狮超大旅行团获得的“欢迎”超乎想象。当然,毫无疑问,这样的行为在国外必然也有不同声音。只是中国整体实力的提升,中国境外游人次及消费能力的快速增长,让任何国家都充满期待。无论组织类似海外旅游的是普通机构,还是饱受争议直销企业,只要能为他国带来的收益,只要不违法乱纪,尊重他国法律,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文明行为,整体上依旧能得到这些国家从商业企业到政府部门的欢迎。

对于直销企业而言,喜欢大规模集会,喜欢用榜样、成功的幻觉来激励员工,让身在其中和有可能被“洗脑”加入其中的人感觉到成就、企业的力量,本就没有什么稀奇的。类型的集会,对于身处其中者和直销企业而言,要的就是关注,甚至不惧怕批评。只有在万众的瞩目中,直销行业的参与者才能感觉自身和企业的无比价值,才更自豪。直销行业的存在是人求的综合反映,这个行业是否应该合法存在,是否应该受到更严格的约束向来争议很大。既然今天,部分直销企业合法存在,那么其各种合法的集会,包括组团大型境外游活动,从法律上其实就没什么可挑剔的。反倒,我们越去挑剔、越去关注,越去解决和剖析,直销从业者越会感觉到自己工作和所处企业、行业“了不起”。因为,他们要的就是荣耀、要的就是“互相慰藉”和关注所带来的满足感、成就感。

合法的直销和传销至少还是有那么一些区别的。一个市场经济法治国家,无法拒绝直销行业的存在。同样,我们也无法低估直销太多、太投入,对社会经济观念、人性的破坏。所以,对待直销企业的行为,一方面需要严格的法律、制度规范;另一方面就是,主流媒体及社会舆论应该有共识,在直销问题上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切不可为了一点广告费或其他目的,和参加直销企业大型境外游的员工一样,沉醉于大国崛起的荣耀幻境中。

“国家规定就是狗屁,我就不执行”、“我是搞法律出身的,我知道法律是干啥的,我就不讲法”……以上“惊人语录”,出自山西太原古交市一交通运输部门干部任长春的嘴里。连日来,这段视频在网上热传,任长春被网友戏称为“任我行”、“史上最任性干部”。目前,任长春已被停职,有关部门已对此事进行调查,并接受群众来信来访。(5月11日《新京报》)

人要是作死,谁都挡不住。不管这些粗口在什么具体情况下爆出的,也不管这是气话还是狠话,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天职的领导干部说出这种谵言妄语,注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令人费解的是,权力何以如此嚣张、狂妄,乃至处于一种不能自控的谵妄之中?

时代已经进入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常态,而有些手握公权者似乎还停留在遥远的中世纪。视频是去年4月30日拍摄的,当时无论是反“”,还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开展,党风政风为之一新。恰恰在这时候发生了“狗屁论调”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无以复加。

更让人瞠目的是,任长春爆粗口时反复强调:“你们把我这个话记住,国家规定是狗屁”、“你录音就录音,记就记”。这说明,在古交市客运办主任这个地方小吏眼里,国家法律、党的纪律等就是一个多余的摆设,更没有把群众举报放在眼里。“无法无天”这个词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面对这种狂妄到谵妄的权力,再摆事实、讲道理、谈法律等似乎显得有点多余。如果只是泛泛地重申“反腐永远在路上”、“从严治党任重道远”等警示,也显得力有不逮。很多人的疑虑是:现实中还有多少官员把国家法律法规当成“狗屁”?腐败不可怕,毕竟还有党纪国法的利剑;真正可怕的是,某些官员骨子里就容不下党纪国法的存在,内心没有对法律、权力、民意的基本敬畏,乃至胡言乱语、癫狂失态。

粗口视频事件发生在被中央定性为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山西,个中缘由,你懂得。目前,山西正在开展“动摇山岳震慑州县”的常规巡视,被查出的腐败更是“一坨坨”、“一帮帮”。但愿今后像粗口视频之类的事件,不再需要网络曝光,而是被“巡视”出来。事实上,针对任长春克扣职工工资、以公谋私的举报早已有之,地方巡视组不能总是后知后觉。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曾刊文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不能像深深的海洋,表面上九级风浪,下面却纹丝不动。只靠中央抓是不行的,只有形成上下联动的全链条,才能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彻底清除骨子里“狗屁论调”之类的思想毒素。光说不干假把式,大轰大嗡也不行,如何一步一个脚印把反腐斗争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才是关键。

说到底,地方反腐不给力,才有了“任我行”的猖狂和谵妄。所以,“任我行”被停职,仅仅是个刮骨疗毒的开始。

10日是母亲节,微博和微信朋友圈成为晒妈阵地,不少人发出母亲照片配以感恩话语遥寄祝福,一些赞颂母爱的文章和视频同时热传。有网友对此调侃称:“什么地方儿女最孝顺?朋友圈。”而在线下,通过买礼物、送红包等表达爱意也成热门之选。但多名受访者表示,孝顺应重在平时的陪伴和关爱,比起隔空抒情,能回家给妈妈做顿饭、陪妈妈聊聊天,才是她最想要的节日祝福。(5月11日《北京晨报》)

社交网络,从来都是表演型人格的秀场。微博、微信等等平台上,我们早已见惯了,各种晒吃、晒娃、晒恩爱。在此背景下,又恰逢母亲节,朋友圈迅速化身晒妈阵地,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这股爆发式、露骨化的网络煽情浪潮,似乎并不被所有人认可。便有不少反对者恶意满满,称之为“秀给朋友看的表演”云云。此般说辞尽管刻薄,却也不是全无道理。事实上,每逢特殊节点,朋友圈里的汹涌刷屏,总难免给人以某种矫作之感。

“什么地方儿女最孝顺?朋友圈。”网友的这句神侃,可谓是真相了。要知道,通过微信圈等平台隔空抒情,不过是面向朋友的自我展示。这一举动,理论上并不能转化为,对母亲的情感补偿或福利改善。事实上,在朋友圈里吟颂母爱,实乃应付母亲节的最廉价方式:不仅显得合流、时尚,轻易赚得了自我感动和他人认同,且顺手又伸张了下“感恩母爱”的普世价值……然而,诚如很多人所诘问的,这一切与一个个具体的“母亲本人”,又有何关系呢?

当然,并不是说在朋友圈“晒妈”、遥寄祝福的人们,在母亲节那天就通通不会给予“更实际的表示”——种种质疑的声音,实则更多指向了,“母亲节”沦为网络煽情道具的这一悲哀现实。所以,要反思的是,当我们在朋友圈“晒妈”。有多少是有感而发、遵从内心的真诚表达?又有多少是毫不走心、草率从众的姿态展示?母亲节里“刷屏”抒情,在不知不觉间,就把一种纯粹的私人事务,呈现在了公共空间之内。由于场景发生了挪移,所引发的反馈已然迥异。

母亲节微信刷屏,最为直观印证了,社交网络对于国人“情感表达传统”的改造之深。但,凡事最怕滑向另一个极端,当朋友圈里的抒情,流露出一种泛滥、同质、起哄的倾向,一切就注定会变得可疑起来。铭记母爱、回馈母爱,从来都是个体化、内视化的过程,这意味着“惟有走心,方可安心”。相较于朋友圈里那些咋呼、激烈的催泪叙事,真实世界里那些日常的、琐碎的温暖,或许更值得关注。

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重申,如何回应母爱,本质上仍属“个人事务”。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但希望不是仅仅限于朋友圈的单薄表达,来说出自己对于母亲的爱。

据《法制日报》昨日报道,因涉嫌未批先建130吨锅炉、污染物超标排放、私排废水等,去年12月10日,环保部宣布对山东鲁维制药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挂牌督办。然而,督办令发出后,从山东省环保厅到淄博市环保局,再到淄川区政府,尽管文件层层转发,而违法企业却依然我行我素。最终,环保部的挂牌督办令沦为一纸空文。

从程序上看,各级环保部门似乎高度重视“部督”事宜:省厅启动独立调查,不仅证实了环保部已查问题,还发现了新的环境违法行为;市局也下达指令,要求区政府责令企业停产并整改。若这些行为都能够落到实处,则“部督”必然会取得全功,从而更好的呵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然而,遗憾的是,貌似很大的“动静”,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看似热闹,实则波澜不惊。

这样的结果未免让人沮丧。半年来,白白消耗掉的,不只是时间成本、行政成本,还有政府乃至新环保法的的权威和公信力。不仅如此,环保执法如此“过松、过软”,民众也会产生质疑、不满,甚至还会在地方树立起负面“榜样”。那么,严肃的挂牌督办何以会走到这步田地?

一方面,挂牌督办不能止于下达指令、文件转发,还应该从工作流程上设计严密、有效的制度。比如,层层抓落实,及时反馈进展,并渐次跟进;再如,既然开列了查处及整改的时间表,就应该严肃问责,决不姑息;又如,挂牌督办还应该充分发挥社会的监督力量,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等等。如果只是发文、转文,再层层向上汇报,完全缺乏约束,当然很难查处到位。

另一方面,督办没有落实到位,也与政令在“最后一公里”遇阻有关。报道显示,淄博市环保局存在明显的不作为情形,既没有到现场查处,也找借口不向公安移交,却只是忙于向省厅反馈整改完毕的虚假信息。报道尽管没有出现地方政府的声音,但政府的影子却隐约可见。违规锅炉为什么停不下来?究竟是企业“舍不得”还是政府“舍不得”?进而言之,锅炉为何能够未批先建?

可见,环境监管的“松”、“软”,既有自身没有抓好执行和落实的原因,也有地方政府出于GDP的需要有意无意宽纵的因素。二者叠加,问题当然会愈演愈烈。

其实,若想破解困局,除了各级环保部门层层抓落实,地方政府切实履行环保责任之外,还有更多的路径可以选择。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就表示,要在一些地市试点将环境保护纳入政绩考核,进行离任环保审计或在经济审计中纳入环保内容。而环保部公开约谈城市政府负责人,也是落实地方政府责任的重要举措。

此外,前不久中央刚刚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也完善了环保问责制度建设,将对领导干部实行终生追究问责。

说到底,挂牌督办能不能遏止破坏环境的行为,环境监管能不能长出“钢牙利齿”,取决于各级环保部门的责任与担当,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生态文明意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无论如何,不能再听任违法企业在肆意攫取的同时,给公众留下一个破损的山河了。

2015年5月12日是第104个“国际护士节”,她们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呢?近七成护士至少每周上一次夜班,超八成护士曾遭打骂,一成护士曾遭性骚扰,焦虑、失眠、腰颈椎疾病成三大职业病,薪酬待遇编制内外差距悬殊,薪酬与付出不匹配,青年护士流失严重。(5月12日《南方都市报》)

医生与护士,唇齿相依、焦不离孟,两者是等同崇高的“救命专业”,而且,面对病人时间最长的是护士,面对矛盾最多的也是护士。护士,是一群很有爱的人,骨子里流着爱的血液,因为她们每天都要面对生与死,选择并坚持这个职业,心中没有大爱是做不到的。可是,从媒体报道来看,护士的现实工作境遇,并不乐观,甚至连起码的尊重都得不到,这难道不令人心痛?如果我们把护士的境遇作为一面镜子,举一反三,又会照出什么呢?

其实,护士现实境遇,在1956年9月1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早已列举,如今媒体的报道,只不过是再一次重复罢了。在这篇《尊重护士的高尚劳动》的社论中,将原因归为解放前遗留错误思想的影响、护士工作质量不高,主要的还是由于护士工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社论开出的药方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卫生部门做起,加强护士工作制度和护士教育,通过实际措施提高社会一般人士对护士工作的认识,鼓励护士以自身的业务作为专业,努力向科学进军;另一方面,护士要努力改进本身工作,各方面都要给以有力的支持。

或许是59年前的社论分析太透彻,面对护士如今的现实境遇,谁又能开出更好的药方呢?可线年前就存在的严重问题,今天依然没有解决,真是应了一句老话:“思路总比办法多、不缺思路缺决心”。其实,中国护士几十年来的境遇,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曾经差不多。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的护士非常短缺,护士移民几乎与外国杰出人才移民一样快捷,不需要申办劳工证,也不需要排期,只要有医院雇主愿意雇,就很快成功。有些国家和地区采取措施的时间,比我国还要晚很多年,但境况的改变却比我国快。

就以美国为例,直到1993年才最终确立护士节,但为了体现对护士的尊重,护士节并不像我国这样无声无息,而是隆重庆祝,时间更是从5月6日至12日持续一周。政府卫生部门、医院、商业机构、社区会合作,在这几天开展各式各样的庆祝、表彰活动,如免费午餐会、红地毯庆祝、年度护理研究会议、领取小礼物、30分钟免费按摩、品尝免费甜点、免费或者打折的购物体验、集吃喝玩乐抽奖颁奖一体的年度表彰等。就护士本身工作的改进来说,全球知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曾有调查显示,在各项职业的“诚实度和伦理度”排名中,护士受到最广泛的尊敬,5个美国人中,有4个人认为护士的职业道德水平“高”或者“非常高”。

“超八成护士曾遭打骂,一成护士曾遭性骚扰”,毫无疑问,问题也不是一个巴掌拍响的。打骂、性骚扰护士,护士应该反思,但我们的警察、保安又去哪里了呢?就卫生部门改进护士境遇的努力措施来看,无外乎是在提高薪金和扩展福利范畴增强职业吸引力的同时,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伦理建设,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奖励和感激护士们为民众健康所做的贡献。尽管我们需要强调护士自觉改进工作,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空口要求护士从自身做起,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当我们强调重要性的时候,可以引用名言:“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是人类最伟大的祝福之一,代替了床旁医生和牧师。拯救一个生命是英雄,拯救成百个生命的人,是护士。”但跨越几十年不变的,是护士的现实境遇,是对问题的认识及解决思路,更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护士的境遇,真的是一面镜子,我们的很多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历史不仅可能惊人的相似,甚至可能简单的重复,所以,现实照进历史的时候,我们总忍不住会哭泣。(郭文婧)

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的七周年纪念日。7年前,大河报记者在地震灾区用镜头拍下了十户家庭的合影,他们均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以后每一年的5.12纪念日前,记者都会如约把前一年所拍的照片送给这些家庭。这一约定持续了7年。(5月12日《大河报》)

日子总在无声无息地滑过,若非有心,5月12日在白驹过隙般的时光长河里,似乎也与平日没有异样,然而,每一个灾难幸存者,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无法忘却5.12,这个特定的日期和深重的含义。

2008年5月12日:刻骨铭心,天崩地裂,家破人亡,满目疮痍,举世震惊。随即,各种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灾区,各方救援力量冒着生命危险挺进重灾区,后方的人们牵挂受难同胞,关注灾情,出钱出力、用尽各种方式支援灾区。巨大的自然灾害摧毁了人们的家园,带给人类无法弥补的伤痛,同时也唤起了中华民族抗震救灾、扶危济困的民族精神,同舟共济、共度时艰的人性光辉熠熠闪光。

弘扬抗震救灾精神,让灾民得到了及时安置,汶川新城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崭新又不失厚重的城市文明,彰显着不屈不饶、守望相助的高贵灵魂。弘扬抗震救灾精神,鼓舞着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甘于奉献,战胜形形的艰难险阻,内化成勇于挑战,奋勇向前的正能量。

5.12,终是永远难忘的日子,任时光匆匆而去,它是母亲永远留给逝去女儿一动不动的碗筷;是“儿要活着也该结婚了”的不自主絮叨;是“新添了一个娃”的盼头,是每年一张合影的七年之约……悲伤与缅怀化作午夜梦回时的泪滴,承诺、践诺、心手相牵成为激励人们勇敢前行的催化剂。

5.12,不能忘却的纪念,一樽还酹汶川。它是最好的教科书,忠实记录下七年间我们一起走过的足迹,也给我们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在追思中感受历史,感知人性的温度,从铭记中汲取力量。自信自强,砥砺前行,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迈进。(斯涵涵)

5月4日,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从办公楼坠楼身亡,这是5月以来发生的第三起官员自杀事件。官员作为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告诉记者,近三年因抑郁倾向就医的官员明显增多。很多官员有心理问题不愿主动就诊,担心这病影响仕途,一些“问题”官员只是私人介绍,不走医保,怕医院泄露秘密。(5月12日《北京青年报》)

表面上看,患有抑郁症的官员不愿去医院就诊,这仅仅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民众也似乎用不着对这样的选择大惊小怪。然而,当这样的个人选择逐渐被大多数的患病官员所认同并异化成一种群体现象时,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了。从这个层面来看,当下语境中,我们对抑郁症官员的种种关注就显得十分的紧迫和必要了。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这些患病的官员为什么不愿意“光明正大”的去医院就诊?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要先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谈起。一个共同点是,抑郁症在发病前夕及其病情加重期间,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与患者长期自我紧张造成的心理暗示都参与了其发病过程。而在反腐逐渐迈入深水区的今天,官员的抑郁很容易让人将他精神上和心理上承受的压力与反腐的大环境联系起来,尽管它们有时候毫无相关。

那么,官员的抑郁症到底该得到怎样的“救治”呢?在笔者看来,得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药物层面上的治疗。尽管一些患病官员的背后真的隐藏着贪腐行为但他们的就医权却理应得到尊重,舆论也不应该给他们施加太大的压力,况且其是否贪腐还没被纪检部门坐实呢?而对于医院来讲,则更应该从“救死扶伤”的角度对这些患病官员给予积极的救治,在对官员担心的隐私被泄露上,更是应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因为除了解除病人痛苦外,医院并没有责任和权力通过患病官员的隐私去窥探他们背后的权力运行。

然而,保障患病官员的就医权利不扰只是药物层面上的治疗,要想真正祛除官场抑郁症的发病土壤,或许还得依赖于另一方面的治疗:即制度的缜密设计。而这种设计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制度的日趋完善将官员的贪腐之手束缚在制度的牢笼里;另外一个则是建立起真正关心官员生存状态的相关机制。

对于前者,这既是抑制贪腐的根本之法,也是杜绝抑郁症产生的有效之方。因为只有贪腐从源头上得到遏制,官员的个人之恶才不会借权力之手体现出来,他们也才不会在反腐的“浪潮中”担惊受怕、备受煎熬。而对于后者,则是提醒我们的相关部门在日常的工作中也要对官员心理上和精神上出现的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不能因为他们官员的身份就放任不管。因为只有这样,那些潜在的抑郁症患者才能够在“未病先治”的措施中得到更好的治疗,也唯有这样,抑郁症患者才能够在制度的保护下找到最好的治疗药方。(张剑)

社会抚养费是政府对不符合生育政策的当事人征收的一笔费用。就是说,谁超生,谁来交。要交多少,是按照超生胎次、收入等情况来定。但是,在河南邓州市刘集镇,却有村干部反映,每年社会抚养费交多少,是镇里摊派下来的任务,收不上来这么多,就要由村干部垫付。(5月12日《京华时报》)

在现行的人口政策下,社会抚养费是面向不符合相关人口生育政策的当事人征收的一笔费用。这笔费用的征收对象,是那些违反现行人口生育政策即俗称“超生”者。虽然舆论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使用等情况存在相当程度的指摘,俗称为“超生罚款”的社会抚养费尽管已越来越不适应当下人口发展现实,但在现行人口生育政策尚未完全因应时代现实调整的情势下,这项费用想必在一段时间内还得继续征收。这是我们虽不愿看到但却不得不直面的现实。

既然是社会抚养费,其征收对象就应该面向那些违反政策规定的“超生”者,“谁超生、谁缴纳”应是再明白不过的简单道理。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道理,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手里,却被当做面团肆意揉搓,想要什么形状就搓成什么形状。媒体披露,河南邓州一些地方,社会抚养费是由镇里摊派,基本上是按照村里人头摊派的,而且如果完不成任务,村干部要么自己出钱垫付,要么就辞职。对于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前期工作,比如最基本的对“超生”户的资料调查,竟然付之阙如。当有着特定征收对象的社会抚养费被扭曲为“按人头摊派”时,这就使得本就备受舆论诟病的社会抚养费这头“骆驼”身上,又压上了一根稻草。

西谚有云“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骆驼强壮且忍耐,稻草很轻且易摧折;骆驼对身上的稻草自然会不以为然,但随着背上的稻草逐渐增多,骆驼终究有一天会承受不住重轭而垮塌。我们看到,社会抚养费这头“骆驼”身上,已无可避免地压上了很多稻草。充满野蛮暴力因素的征收“原罪”,使用过程的去向不明缺乏阳光,征收过程中肆意曲解政策而“按人头摊派”甚至让村干部“顶缸”,这些无疑都是社会抚养费这头骆驼身上的一束束稻草。在我国劳动力资源逐渐萎缩的情况下,经过几十年风吹雨打的社会抚养费,在当下人口发展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张力之间,是否应该更加因应新的挑战?别的不说,对于那些“失独家庭”,社会抚养费能够体现必要的政策温情,对“失独家庭”做出适度补偿?

征收社会抚养费“按人头摊派”,这究竟是谁的馊主意?对于一项公共政策而言,它必须具有足够广泛的公共性,能够为足够广义的公共利益服务,而非相反。围绕社会抚养费的是是非非,让我们得以从某个层面洞烛一些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之残缺以及公共治理能力之短板。简单、粗暴、“以自己为本”,深陷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的泥淖。这显然是对科学的公共治理精神的乖离。从围绕社会抚养费的是非可以看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重而道远。(凌国华)

近日,广东省纪委机关刊物《广东党风》刊发了广东公车改革的最新举措,披露了《广东省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方案中规定的车改具体补贴标准为:正厅级1690元,副厅级1500元,正处级1000元,副处级800元,正科级600元,副科级450元,科员300元,科员以下250元。同一地市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不同地市最高补贴标准差距不得超过20%。(5月12日《新快报》)

中央和国家机关车改已陆续递交“答卷”,地方车改的进展一直备受关注。就在上月,《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地方车改岂能议而不决”的评论指出,虽然部分省份已经提交了车改的初步方案,有的省份也已启动车改,但仍有不少地方迟迟未见行动。在这一背景下,广东车改方案的率先披露,无疑具有示范意义。

比照中央出台的公车改革总体方案,广东方案的具体内容,只能说是中规中矩,没有太多的创造性。譬如依然延续的是此前一些地方试点改革所出现的,依照官员级别制定的货币化补贴方式。因此也同样引发了诸如一刀切是“益了处长苦了科长”的质疑。但客观而言,这种方式在现有条件下,也不啻为是一种弱化改革阻力的折中之策。可以预见,它也将成为地方车改中的一种主流方式。

因此,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是,各地补贴的标准如何确定。国家公车改革方案规定中央国家机关车补上限为每月1300元,地方不得高于国家标准的130%。就此标准来看,广东正厅级干部的标准为1690元,恰好是踩着上限制定,而其他级别的也处在最高标准和130%的上限之间。这种顶格倾向,固然可以说为后续的改革留有了余地。但必须承认,至少在减少补贴成本方面,广东的方案未必是最值得效仿改革样本。毕竟,任何一项改革,一旦形成就可能产生利益惯性,因此理想的改革既需要考虑到现时的阻力,也应尽量用尽改革空间。

公车成本的下降,一直是公众衡量公车改革成效的最朴素标准,也是政策的底线所在。此前就不乏个别地区出现了公车改革后成本不降反升的案例,如有媒体曾报道“某县公车取消减千万支出需发四千万车补”。在这方面,广东的车改虽然声称将大大减少公车的成本支出,但此标准并不一定适合所有地方。譬如一些地方本来公车数量就相对较少,一旦也按照顶格标准一刀切发放补贴,公车花费出现不降反升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这提醒各地的公车改革方案设计,一定要根据地方实情而定,恪守政策底线与成本意识。

此外,公众对货币化车改的一个重要担忧在于,取消公车后,外出办事改乘公共交通,会否降低工作效率?甚至也有人担心,个人领取交通补贴后,可能会有人为了节约费用而少出门、不出门。广东方面对此所给出的答案是,在珠三角经济较发达地区,不少机关大院停放的私家车远超过原来公车数量,所以影响应该不大。换言之,对于像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基层地区,广东的这一车补方案,同样不具有太多的借鉴意义,其可能引发的负效应需要提前预防。

按照公车改革的总体方案,地方党政机关公车改革时间表确定在2015年底前完成。现在留给地方政府的时间已不足8个月,然而正式出台公车改革方案的仍只是个别地区。这种局面的出现或许就不排除有观望心态使然。在这个意义上,广东版公车改革方案的率先出台固然具有一定的督促意义,但也要防止因此产生“照搬”、“照抄”的跟风潮,出现改革方案与地方实际情况相偏离的现象。无论如何,地方公车改革需要更多元化的样本,要调动各地在改革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仍考验着决策部门的智慧与魄力:一方面或许需要更多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的地方车改评价机制,减少改革的水分,防止出现“水土不服”。(朱昌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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